开启与引领锡良与清末河南新政

从1901至1911年清末新政期间，河南巡抚努力推行新政，河南地区渐次进行改革，或大或小、或快或缓地推进了清末民初河南的新陈代谢和转型发展。清末河南新政，河南巡抚锡良、张人骏肇开其端，启领改革；豫抚陈夔龙实集大成，成效斐然；二次主豫的张人骏，继后的林绍年稍加深化；末尾的吴重熹、宝葇维持局面，无甚显绩。

锡良，字清弼，1901年冬到1902年初夏担任豫抚。锡良短暂的抚豫期间，正值清末新政甫行，他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教育等方面的改革。锡良在豫的改革像一股有力的清风，一时改善了清末河南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、文教等颓滞的局面。锡良在豫期间开启和推进了清末河南新政改革，促进了清末河南的现代化转型。目前关于锡良的研究不少，尤其是锡良与清末改革的事宜与问题更为学界关切。锡良与河南的研究不乏有之，但就笔者目力所见，锡良与清末河南改革的问题尚无整体系统的研究①，付之阙如，笔者试稍加考察，以益学界。

一、政风人风：“清刚”“锋厉”锡清弼

锡良（1853—1917），字清弼，蒙古镶蓝旗人，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考中进士。锡良起初为牧令，后在山西各地做官近二十年，抚理一地，惠泽一地，深为晋地百姓爱戴。1902年抚理河南半年后，锡良被调任热河都统，也仅任职半年。锡良于1903年督川，1907年督云贵，1909年督理东三省兼热河都统直至1911年。锡良在四川、云贵、东北等地任职相对较长，每地三四年，进行了广泛深入且卓有成效的改革，大大推进了该地近代化的进程，贡献尤为突出，为后世铭记。

锡良为政刚正廉洁，仁厚勤奋，务实认真，“治事以锋厉著”［1］40，政绩卓越，为人称道，是晚清史上“有能力、有操守、有头脑”［2］的名臣。

1902年，锡良年近五十，微胖，“躯干矮小”［1］40，眉毛浓粗，目光常露犀利之色，蓄羊胡。《清史稿》言锡良“性清刚”“嫉恶严”［3］。曾经在锡良幕府中做事的费行简在称赞他“清勤”“律己”的同时，又评价他行事“卞急无条理”［4］。锡良的清正、勤奋、刚烈，为时人公认；说他“无条理”值得怀疑，说他遇事“卞急”似有可能。他为清王朝前途忧心，更为国事、地方事操心治理。锡良积极热切地进行清末诸地的改革，雷厉风行的态度常使下官惊骇敬佩。锡良做事利落爽快，清正刚烈，嫉“恶”（如贪官庸官、坏政恶制等）如仇，去弊革新，励精图治。锡良在豫的改革虽极短暂，但那种高效率、强力度的改革不无成效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二、庚子前后的锡良

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因时任山东巡抚李秉衡的奏请，锡良被调至烟台行营主事。次年，锡良转任沂州知府，丙申年（1896年）任兖州曹济道。

甲午战后，清廷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，中外矛盾激化，国人仇洋情绪日渐高涨，山东民众与外国传教士、教民等的矛盾尤甚激烈。是年，单县等地的大刀会发动起义，李秉衡、锡良等深知平日教民气焰嚣张，欺压平民，群众“积怨太深”［5］，乃派兵镇压，“只擒首要”，暂得平息。带着怨愤怒火的群众次年底杀死了两名德国传教士，爆发了震惊内外的巨野教案，德国借此出兵强占了胶州湾。李秉衡被革职，民众被镇压，首犯被惩杀，政府赔钱又失地。临此事件，作为晚清的爱国忠臣，锡良同情百姓，又不能有所作为；仇恨外人，又须容忍，羞愧难当，痛苦不堪。锡良遂于光绪二十四年回晋担任按察使，次年初复被调湘任事，剿匪练兵。

庚子时，锡良带着在湘所练的劲旅北上勤王，因护驾有功，闰八月旋任山西巡抚，代替纵拳排外的毓贤。已经四十八岁的锡良在地方基层磨炼近三十年后，于危局间首次出任一省巡抚，这是他真正显现才干的开始，也是他官吏生涯的转捩点，自此开启督抚地方的光辉历程。

锡良身膺重责，担任晋抚，“严行防守”后路，狙击联军，“保晋卫秦”，一边维持秩序，一边赈济救灾，使晋民得安，列强受挫，未能恣意西窜。他积极抗敌，用力过猛，失却“和”的兼顾，不仅被列强恨得咬牙切齿，也与当时清廷的“外人既要抵抗，但打是为了和”的意图和政策相抵触，被正在施谋与外国妥协求和的西太后和部分权要怨怼不容。锡良因强硬抵抗外国人，与清廷求“和”的意图相违，在辛丑五月被改任河东河道总督。荣禄札函安慰他称：为国计民生计，此是一时权宜保全之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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